今年15岁的赵天怡，打出生起就没见过爸爸，还曾隔三岔五被患有精神病的母亲打得鼻青脸肿。

　　她的手臂上，全是一道道浅白色的伤疤，撩开头发，能找到被打破留下的痕迹。邻居时常看到，放学回来的她被母亲关在门外，在寒风中一遍一遍喊着母亲开门。老师曾经看到，她捡起同学吃剩的半个苹果。

　　以在建筑公司做资料员的解福先为首，16个30岁至50岁的陌生人组成的“爸妈团”，把天怡从母亲身边“偷”了出来，并负担起了这个女孩儿的生活。这个孩子的生命，开始书写出另一种可能。

　　学校、社区、邻居、派出所，甚至火车站的工作人员……几乎每个在她生命中路过的陌生人，都在关键节点上对她伸出了手，让一切没有变得不可挽回。

　　“这孩子能活到现在，真是命大啊”

　　解福先记得，第一次见到赵天怡时，小姑娘的脸上满是淤青和抓痕，右眼肿得睁不开，正趴在火车站工作人员值班室的桌子上写作业。

　　他试着和天怡说话，但她只是点头或摇头，偶尔轻轻地“嗯”一声，一脸防备和紧张。

　　当时，天怡已经在车站的职工宿舍里住了3天。

　　从她家的青砖瓦房出来，穿过窄窄的巷子，走过长长的、架在铁道上的天桥，就是黑龙江省北安市火车站的候车室，这是天怡能找到的最近、最暖和的地方。

　　那是2011年10月底，这个北纬48°线上的小县城，已经开始飘起雪花，气温零下10摄氏度。

　　不到1公里的路，当时身高不到1.5米的天怡走了将近20分钟。她背着书包，带着一头一脸的伤痕，穿着一身“黑乎乎、油腻腻”、“已经看不清底色”的校服和单薄的球鞋，脚都“冻木了”。

　　那不是她第一次被母亲打得逃出家门，也不是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收留她。

　　“车站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她了。” 社区主任和丽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，“都知道她妈妈是个精神病，发作的时候，木棍、铁锁……都往孩子身上招呼。”

　　这个社区的低保户有700多家，赵天怡家是其中最困难的。那几年，和丽华经常接到邻居举报，“听到孩子哭得特别惨”。她赶过去时，往往会见到天怡立在墙根儿底下，一动不动，只是小声抽噎。

　　“她妈妈说，我打自己的孩子，你们管得着吗？我们也只能劝，拿她没办法。”和丽华叹息着回忆。她曾多次收留天怡，让她在街道办的办公室里过夜。

　　候车室、街道办、派出所……甚至是开烧饼店的同学家，都曾是天怡挨打后，暂时躲上几天的地方。

　　后来，邻居们发现，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隔壁屋子里传来的“哐、哐”声。那是因为，天怡的妈妈“用毛巾把孩子的嘴堵上了”。

　　老师和同学们，也都注意到了这个总是身上带伤的女孩。

　　“被打得实在太惨了！”回忆起当时的情况，学校党委书记历红梅“噼里啪啦”地诉说了起来，“眼睛肿得要封住了，脸上都是‘血凛子’，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，瘦弱得能叫风吹倒……那种揪心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！”

　　学校有爱心超市，专门接受学校师生和社会捐赠的衣物，历红梅从里头挑出“最新最好看”的衣服，一股脑儿都给了天怡。她想，“一定得帮帮这个孩子”。

　　正是历红梅找到了解福先。那时，热心公益的解福先，每个月都会给学校捐赠不少物品。历红梅想，“他或许能帮帮这个孩子”。

　　自此开始，解福先和几个像他一样热心公益的朋友，经常给天怡家送衣物、食品。

　　每次见到天怡，总见孩子身上带着伤，这让解福先无论如何都无法安心，甚至“失眠”过几次。他担心“哪天她妈妈精神病发作，失手把她打死了”。

　　他还记得，有一年大年初五，他带着几个人去天怡家送米面。“她家三道门，我们进一道门，她妈妈就在身后落一道锁”，窗户都蒙着，大白天竟然“黑得什么都看不清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解福先都觉得有点儿“毛骨悚然”。

　　就在这样的黑暗中，天怡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，两眼直勾勾的凝视着地板。那张床一米多宽，半边堆着杂物，另外半边，是天怡睡觉的地方。

　　他伸手在杂物上一按，在厚厚的一层灰上，按出一个半厘米深的指头印。屋里饭桌上放着半碗骨头，那是他年前来的时候就看见过的。

　　“我问她‘你在干什么？’她说，‘就坐着’。”这一幕，让解福先觉得，心里“像针扎一样”。

　　说起这个小女孩几年来的经历，和丽华也红着眼眶感慨：“这孩子能活到现在，真是命大啊。”

　　她没吃过芒果，没去过电影院，上厕所不会锁门，甚至不知道钥匙链是做什么的

　　2012年4月的一天，当解福先发现赵天怡被母亲连着打了3天后，这个中年人终于忍不住了。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——把孩子“偷”走。

　　他向学校、社区、派出所一一说明情况，在历红梅的帮助下，偷偷给天怡办了转学手续，并将孩子安置在一家托管班。

　　他在自己当群主的一个热心公益人士的群里，讲述了天怡的遭遇，陆陆续续，又有15个人表示想帮帮这个孩子。

　　这16个人，一起给天怡设立了专门的资助计划，每人每月定向捐款50元，每月一共800元，用于支付孩子的托管费、书本费以及其他日常开销，将近3年，从未间断。

　　这些爱心爸妈们，有的在政府机关做小职员，有的常年打零工维持生计，大多生活并不宽裕，但每月资助的钱，总是会按时送过来。

　　“每个月50元还是拿得出来的。”卫生纸推销员张明艳说。

　　被问起当初离开母亲时，是否会有不舍，天怡小声地表示，“不想回家，在家里会挨打”。比起家里，她更想住在托管班，托管阿姨会做她特别喜欢的“炒虾片”。

　　3个月后，天怡的妈妈还是从社区打听到了孩子的去向，但当她看到变得“白白胖胖”的女儿，紊乱的神志之下依旧存在的母爱，让她“突然平静了下来”。

　　“我看你这人面善，能对我家孩子好。”托管班阿姨还记得，那天，天怡的母亲屋里屋外仔细转了一圈后，意外地说了这样一句话。

　　“我知道这其实是违法的。”如今，解福先回顾当初的决定，语气依然很坚决，“但我真的没办法看着孩子继续挨打。”

　　今年1月12日，北安的气温达到近几年最低的零下34摄氏度。在一家汽车公司做销售的李贵平，是天怡的“李妈妈”，她把自己亲手打的红色毛线围巾，一圈一圈给天怡围在脖子上。

　　“一想到孩子有什么没吃过没见过的，就想领着她去。”李贵平说。周末有时间，这位“李妈妈”就会把天怡接回家去，给她洗澡、洗衣服，极力“弥补她缺失的家庭温暖”。

　　“天怡总是压抑着情绪。”解福先感慨，“我都没听见她放声大笑过，也没见她哭出声过。”

　　许多同龄孩子习以为常的东西，对这个小女孩来说，都格外陌生。她没吃过芒果，没去过电影院，去饭店上厕所时不会锁门，从没拥有过洋娃娃或毛绒玩具。

　　甚至，她拿着别人送她的钥匙链，翻来覆去地看，最后歪着身子，一脸好奇地问：“这是做什么的？”

　　张明艳曾把天怡接到家里过周末，小姑娘独自在浴室里淋浴，热水器里的水没烧热，天怡不声不响地，就这么用凉水洗了个澡。

　　他们曾经带着天怡一起，去北安附近的五大连池看火山岩地貌，去龙门石寨看红叶，天怡“显得挺高兴”，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紧跟在他们身后，一声不响地走着，“要是别的孩子，早就跑前跑后地玩了”。

　　这个习惯，是她在母亲身边时养成的。那些年里，她不敢碰家里的任何东西，不敢在家大声说笑，不敢随意走动。她被打得最严重那次，就是因为家里的电热水壶坏了。

　　“我真的没碰水壶。”时隔两年，她仍在试着解释这件事。

　　“我们都真心希望，天怡这孩子，未来的人生之路别再这么坎坷了”

　　去年7月，赵天怡的母亲罹患宫颈癌去世，北安市民政局将母亲的低保，过到了天怡的名下，并为她申请了孤儿补助。等所有的补助下来，她每个月大概能领到1000元左右。

　　爸妈团里，有的人觉得，“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”，但解福先反而更加为天怡的将来发愁。

　　“她从小就没有打好学习基础，很少和人接触，很单纯，成绩在班里是倒数，考大学不现实，我们都想，她或许应该去技校学个一技之长，将来的生活才不会突然陷入窘境。”

　　想到天怡的将来，解福先的声音逐渐哽咽起来。“说老实话，我们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。”但他也表态，“无论多难，无论孩子母亲在不在，‘16个爸妈’都会继续爱这个孩子”。

　　“李妈妈”嫌“解爸爸”有点惯孩子，总是故意扮黑脸，佯装“恶声恶气”地催着天怡“写作业去”、“自己洗袜子”。

　　爸妈们最欣慰的，是天怡“特别懂事”，她会抢着帮“李妈妈”洗衣服，帮“解爸爸”看东西，帮于叔叔收拾桌子。

　　最近，解福先通过朋友介绍，得知北安当地的一所技校，和山东的一个企业签订了毕业生的定向就业意向，唯一的问题是山东太远了，大家都不放心，让这孩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。

　　如今，天怡依然住在托管班里，和托管阿姨的女儿一起睡在从客厅隔出来的五六平方米的隔间里。

　　她的户口上还有两个哥哥，和她分别是不同的姓氏；她的母亲在户口页上，仍然标注为“未婚”；她还不会走路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就不知去向了；她有四个姨妈和三个舅舅，去年过年的时候，被四姨接到家里住了几天；她去过姥姥姥爷家里几次，有点怕院子里总朝她狂吠的那只狗。

　　去世的母亲留下的瓦房空了半年，大门紧锁，门前堆着厚厚的积雪，在开春以前，似乎都无法靠近门边。

　　一提起房子的问题，家人都有些尴尬，但天怡表示，“一点都不想回到那个房子里去”，她更喜欢如今在托管班的生活。

　　“找不到她的生父，就没办法把孩子送去福利机构，只好让她继续在托管班住着。”解福先觉得，其实现在，才是最艰难的时候。

　　他曾四处求助，甚至咨询过当律师的朋友，隐约知道，作为未成年人，天怡可以得到国家的法律援助，但解福先也不确定，那样对孩子的未来是不是最好。

　　“我们都真心希望，天怡这孩子，未来的人生之路别再这么坎坷了。”解福先长叹着说。